2020年开春的这一场新冠肺炎的疫情，不仅给全国各地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给教育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人群不能聚集、病毒仍在传播的状况下，“停课不停学”成为教育的主要诉求，而在线学习成为了“停课不停学”的主要手段。
根据教育部的数字统计，截至2018年，我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1.88万所、专任教师1672.85万人、在校生2.76亿人。教育系统在疫情防控期间面向全国亿万学生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在全球也尚属首次。有学者提出，这次的在线教育活动，有可能成为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最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和一个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培训工程，一次全球最大的信息化教学社会实验和一次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同时，这次在线教育活动也是十多年来教育信息化的一次大考验，前期建设的优劣成效，在这次“停课不停学”中显露无疑。
暴露的问题
从21世纪初的“建设驱动发展期”和到后来的“应用驱动发展期”，再到2018年“教育信息化2.0”提出的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在近二十年内，中国的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数万亿元，各个方面得到了很大发展。到2018年底，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96%，多媒体教室比例92%，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已接入上线平台73个。然而，在这次疫情中，却显示了诸多的问题。
1、教育云平台用得少，资源没用上
尽管我们拥有数十个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但是在这次疫情中，师生使用这些平台的比例却很低。根据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中心杨晓哲博士研究团队的调查数据，师生在这次“停课不停学”中使用得最多的是微信群（52.75%）、钉钉（56.65%）、ZOOM(27.72%)以及腾讯会议（36.95%）。而教育部云平台的使用率为12.43%，各地方教育平台的使用率仅为7.2%。
也就是说，尽管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大量资金投入教育云平台的建设，但是在“停课不停学”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发挥支柱性的作用。在自主选择的背景下，师生更愿意采用的仍然是由技术企业开发的通用平台（非教育专用技术平台）。同时，前期积累的大量资源（如各个资源平台上的优质课）在这次“停课不停学”的过程中也很少得到真正利用，大部分地区采用的仍然是教师自己直录播，以及临时组织优秀教师直录播供区域使用。
2、师生的信息素养跟不上
在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过程中，教育部、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都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对教师进行信息化培训，同时信息化的教育实践也在中小学普遍开展。但是在这次“停课不停学”的过程中，师生的信息素养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许多教师对网络教学显示出了诸多的不适应，包括对硬件和软件不熟悉、不知如何设计网课内容，不知如何与学生互动等。同时，学生也显示出了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缺乏主动性、缺乏自律、学习效率低、不知如何选择资源等。这也印证了祝智庭教授在《中国教育信息化十年。中国教育信息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的在教育信息化竞争力模型中，中国与英国、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巴西相比，总体处于较为落后水平（仅比印度好些），尤其是应用能力（与巴西持平），应用环境（排名最后）最为薄弱。
3、行政主管部门对在线教育缺乏系统性认识
在这次“停课不停学”的过程中，各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在线学习”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平台，用什么资源，怎样整合资源还缺乏统一的认识，下发的通知对于这些内容也缺乏明确的指导。这也造成了开始阶段出现的教师全员直播、全员录课，在线学新课，教师普遍把线下课堂讲授的内容直接搬到线上讲，要求学生强制打卡，使用平台混乱等现象。而在在线学习进行了一段时间，师生对在线学习的各项工具和功能开始熟悉，学习方式也开始符合在线特点（积极互动和主动探究）的时候，有的省又因担忧网络不稳定，一线教师在线教学不熟悉，推出了单向传播、线性进程的空中课堂电视方案。同时，这样的空中课堂电视方案占用了大部分学生学习的时间，与在线学习也没有整合的方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从观念到实践的倒退。
深层次原因
出现上述问题，一方面是对于疫情作为突发事件，带来的“停课不停学”是临时的紧急对策。仓促之下，教育各方难免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从教育部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和师生家长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能够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和应对，反映出了中国教育各方面的高适应性、快速反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前期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1、为什么教育云平台和资源平台用不起来？
这次疫情中大多数教师没有主动选择使用教育云平台，而是选择微信、钉钉等通用平台，反映出了中小学的教育云平台从功能到架构，从理念到资源的一些缺陷。
首先是平台架构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大多数的平台并没有按照“所有学生都常态化应用”的这样的目标来进行网络架构，因此在应对区域大规模学生访问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崩溃或响应缓慢。当然这个作为技术问题并不难解决，不论是扩容也好，负载均衡也好，只要提出需求，技术方都能够解决。
更重要的是平台的提供的功能和资源。目前大多数教育云平台上提供的功能以教师用资源和空间为主，还有的以展示为主，考虑实际课堂应用需求、学生需求的功能并不多，考虑学生在线学习的应用更是少见。
所以师生在真正需要在线学习的时候，发现教育云平台上的功能不能支撑实际的需求，包括教学内容发送、录播视频发放、实时直播连线、发放和收取作业、教师评价、学生讨论等等。而这些功能，往往需要利用通用平台来提供。就连各个平台最擅长的教育资源，也因为优质资源不能快速找到，资源以教师用为主，不能支持学生学习等原因，不能够被进行在线教学的师生所用。
2、为什么师生的信息素养跟不上？
尽管目前各个学校都已经有互联网接入，但是在学校里能够使用互联网的往往只有教职员工。基本的应用场景局限在教育管理，教师备课等方面。在日常的一线课堂教学中，只有极少数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地用到互联网。大多数教师使用白板播放PPT，是不需要连接互联网的。此外有部分教师在课堂上会用到学习平台，学生也会用到平板电脑来与教师互动，但这些学习平台提供的网络联接实际也是基于教室内的本地网络联接，而非真正的互联网。如果学生想要真正联接互联网，那么仅仅一两个班级的学生使用“百度”或其它学习APP，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学校的网络的崩溃。
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中小学师生在学校是很少或是根本没有利用过互联网进行过教学和学习的。在这也是为什么信息化推进了这么多年，中小学的教师在面对“停课不停学”的网络学习时，还会显得这样毫无准备。
反观这次疫情中的中国香港，同样是停课在家，师生进行在线学习却能够从容不迫。中学普遍利用利用Schoology平台进行学习管理，每一门课程每天的教学计划、Google Slides (讲义）、教学小视频（教师录制）、相关知识的视频链接、以google docs发放的相关资料，Google Classroom(学习平台）, 作业及提交期限、测试和教师评语都能在一个平台上找到。此外教师还建立Google Handout Group 用于小组讨论。学生在这样的学习管理平台上按照教师的要求自主安排时间进行学习。
香港的小学教师则使用Zoom，Google Meet等平台实施在线实时教学，同时也通过邮件或Google Classroom 发送教学内容，发放和收取作业。Powerschoollearning 这样的平台也被普遍用于学生的学习管理，许多功能和其它平台都得以整合在这一平台上，包括课表、作业、测试、活动安排、学生成绩、在线学习资源、Google邮箱、Google Classroom（学习平台）、Google Docs（共享文档） 以及Google Drive（云盘）.
不论是教师和学生在使用这些在线学习的工具和平台都比较得心应手。其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师生并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平时的教学中就经常性地使用这些工具和平台，在线学习本来就是日常学校学习的有机组成部分。
香港的这种情况与美国、新加坡等教育信息化应用较好的地区比较相似。如果因为疫情美国和新加坡的学校出现停学，这些国家的师生进行在线学习不会有太大的障碍。例如美国2014年在在线高中就读的学生占15%，有一半的美国高中生参与过在线课程的学习。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大多数的日本公立学校的情况与中国公立学校类似，大多数的很少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面对这一次疫情中的停课，日本的许多师生也是临时抱佛脚才开始尝试Zoom和Google Classroom等平台，也有诸多的不适应。
除此之外，尽管教育改革已经推进了多年，许多学校的教师（尤其是中学教师）的教育理念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停留在工业革命时代。习惯了以知识为教学中心，以考试为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设计，习惯了将学生作为被动接接受信息的受体，习惯了管控所有的教育过程，包办所有的教育细节，也习惯了把教材当作课程单纯执行。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在线学习，许多教师直接将线下的课堂讲授模式直接搬到线上，课堂仍然以老师讲、学生听、大量布置作业、大量安排考试。
同时，学习也习惯了被教师安排一切，习惯了被动学习、被动获取信息。因此在没有教师监督的线下学习环境中，大多数学生呈现了较低的自我管理、自我导向、处理多任务能力、时间管理能力。
3、为什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在线学习缺乏认识？
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过程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于信息化的认识和推进策略普遍存在差异，有些地方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一些做法。例如对于学生在校是否应该上网，就存在诸多认知差异。有部分地区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于互联网进入学校课堂是支持的，但有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学生上网会影响学习效率，有的认为会影响视力，有的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上网学习”在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基于此出台了对于网络终端进学校的限制措施。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校里学生无法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在面对“停课不停学”需要在线学习时，各行政主管部门又因为对于在线学习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不能及时给予学校和教师准确的安排和指导。
此外，许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仍然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围绕这两者来进行整个教育资源配置和搭建。对于学习过程中以“学生中心”缺乏认识，对学生可以自主学习存疑。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教育平台的建设缺乏为学生服务的功能和资源。尽管这两年许多区域开始建设大数据平台，在平台上搜集学生的各种评价和发展数据，但从根本上讲，仍然是将学生视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评价的被动接受者，是以工业革命时代加工产品并检验产品质量的思维来进行平台搭建的。学习仍然被认为是单向和线性的过程，也是为什么在师生大多开始熟悉了在线学习之后，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又退回单向和线性的电视教学。
（未完待续）